四大怀药有名因覃怀
怀帮商人敬的是药王爷，这可是有据可查的事儿。据《博爱县志》记载：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黄河中下游流域发生瘟疫，孙思邈闻讯来到了现在的博爱县月山镇西侧、丹河东岸的圪坡挂牌行医，为群众治病。他以怀药为主要原料，大量制造屠苏酒等防瘟药剂，广为散发。当时用于制药的野生怀药供不应求，孙思邈便带动当地百姓广泛种植怀药，用于制药防病，不但扑灭了瘟疫，而且还在怀庆地区形成了民间种植“四大怀药”的传统。
后来，孙思邈便在今云台山一带的太行山上采药著书长达30年，先后撰写《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合称《千金方》。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孙思邈病逝于圪坡，享年101岁(另一说是享年141岁)。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孙思邈被追封为“妙应真人”，因此后世又称他“孙真人”。当地百姓为纪念他遏制瘟疫流行、开辟怀药种植的丰功伟绩，依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药王庙，长年祭拜，并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为庙会，天长日久便在庙前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药材大会。如果这段史实确凿，那么焦作民间大面积种植“四大怀药”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了。
独特地理育良药
“怀川”这个称呼来自于怀庆府“头枕太行山、脚踏黄河滩，中间夹着个牛角川”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怀川人的“精”与举世闻名的“晋商”的发展不无关联。当山西人从视野狭小的山沟里一下子来到广阔的大平原上，思维也变得活跃起来，因此他们胆子大、脑子活，做生意也有大气魄，凭着山里人的淳朴与诚信，将钱庄生意从山西盆地开到了全国各地。怀庆府的人刚好生活在晋商从山西盆地通向华北平原的出口之处，受晋商的影响，怀庆府人俭省节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自己的勤俭与精明，把自己土地上的物产销往全国各地。与山西人相比，他们勤俭持家，逐步积累，气魄虽然不足，生意却做得稳妥扎实。牛角川这样的地形，并未限制怀庆府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反倒像沁河一样，将自己汇入更大的黄河水中，在当时的经济大潮中翻起一片片浪花。
著名的易学大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曾运用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对焦作地区独特的山川地理风貌所孕育的独特物产作出解释:焦作古称河内，位于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地势呈高山突入、大河怀抱之势，集山阳、河阳于一身，属于“乾乾为坤、阳阳为阴”之地，所生之物必以“阴”见长，比如太极拳是以柔克刚，“四大怀药”是滋阴补阳……
我对文字学颇为偏好，因此着意研究了“覃怀”之名的由来。“覃”字的构型是会意，指的本是上有滤网(西)的酒坛子(早)，因此“覃”字有呈网状交织的含义。“覃怀”之名，则是指当地的河流密集交织，结成水网。查证《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到，自古以来焦作地区就是一个多条河流交汇、湖泊沼泽遍地的冲积平原，黄河、济水、丹河、沁河等各大水系像拧麻花一样在这里滚来滚去，将各种壤土汇聚于此。
据《修武县志》记载，在云台山主峰上的药王洞里，“内有石丸，大如绿豆，服之能已疾”。正是广泛分布于太行山的岩溶(石丸)地貌，使山区的雨水渗入地下，而遍布焦作沿山平原的泉水，将“四大怀药”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从太行山上带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四大怀药”生长的土壤条件。
另据《尚书正义》说:“覃怀，近河地名……覃，徒南反……《正义》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温县志》上说:温县、武陟、孟县、沁阳、博爱一带，古称“覃怀”，后称“怀州”，元称“怀孟路”，明清为“怀庆府”，因此“怀”贯地望名称之始终。
至于怀药一名，自然因怀地地名而来。此地有太行屏障，冬季北方寒流不能长驱直入其境，非常适宜地黄、山药生长，夏季，热浪有诸河调剂，气候本非多雨之域，又有河流灌溉，是一个冬不过冷，夏不过热，既不过湿，又不过旱的环境，非常适宜地黄、山药、牛膝等蓄根类药材的生长。
古怀庆府的治下，历史上素有种植地黄、山药、牛膝、菊花的习惯，其种植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734年。据焦作市志及市辖各县(市)志记载:自公元前734年封建诸侯卫桓公以怀山药为贡品进献周王室起，直至清朝末年，四大怀药一直作为贡品进献历代王朝。
焦作市中医院副院长谢轶哲对焦作市“四大怀药”种植分布情况划了个大致范围:在沁河与黄河相夹的部分，是地黄和山药等的高产区域。之所以“四大怀药”集中在黄河滩，根本的原因是“四大怀药”除菊花外均取用根系，因此在河滩沙地上种植更容易收获。但区域之外的怀药怎么样呢？
在焦作山阳区李贵作的药王庙内，有一个药王花园，过去一直种植怀药，而在焦作市马村区东部、修武县北部，解放前还曾大量种植怀地黄，现在却没人种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煤矿的开采破坏了地下水源。在那一带曾经喷珠吐玉的马坊泉、蒋村泉、浊鹿泉及其周围与魏晋“七贤”同享盛名的茂密竹林，如今都随着煤矿的开采而销声匿迹了。
淮南为橘淮北枳
“四大怀药”，是中药中的地道药材。仅就“地道”二字的含义来讲，一种解释是:“地”是指地理、地带、地形、地貌，“道”是指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名称；另一种解释是:“地道”亦作“道地”，本指各地特产，后来演变成货真价实、质优可靠的代名词。道地药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一个古代药物标准化的概念。因此，道地药材是指经过人们长期医疗实践证明质量好、临床疗效好、社会公认且来源于特定地域的名优正品药材。出产道地药材的地区称道地产区(或称地道产区)，这些产区具有特殊的土质、气候、生态条件。
历代中药理论中，非常强调中药的出产地。人参以长白山的野生山参为最佳，阿胶以山东东阿所产最有名，岭南荔枝更叫人垂涎三尺。怀药，当然是怀庆府所产的地道。所谓物“离其本土，则千周同而效异”，这也正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缘由。
以怀牛膝而言，而同属苋科牛膝在全国各地都能生长，最佳的栽培地在河南武陟、沁阳、温县一带，而武陟县又仅西陶乡、大封乡的土质最适，为沙壤两合土。该处受黄河、沁河多次泛滥和改道的影响，土层深厚，自然肥力强，牛膝根可长到1.5米，且侧根须根极少，匀称油润，成色极好。故在当地有“怀参”或“十八拳长”之称，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药商的青睐，有特肥、头肥、二肥、平条、杂条等出口等级，为他处牛膝所不及。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将焦作的土壤运回国研究，化验后重新配制土壤试种怀药，结果以失败告终。上世纪20年代，温县人许召兰、宋武堂、李令富等人先后从山西太谷引进高产山药回本地种植，时间一久，太谷山药反而失去了原来的品性，增加了药性，成为怀山药的当家品种。上世纪70年代，国家为缓解怀药产销矛盾，曾经向18个省区引种怀地黄、怀山药，结果引种后品种退化，药性大减，不得不反复来焦作引种。古时，怀商对此类现象不解，只好以“药不见药王不灵”加以解释。
盛名之下显疗效
我注意到，“四大怀药”皆有入肾益肾之功，特别是地黄与山药，对提高人的性能力有一定的帮助。因此当地有这样的说法，说“四大怀药”“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话虽粗俗，理却不输，这表明了怀药的功效绝不平凡。
以地黄为例。地黄又称地髓，所谓地髓，是说它吸收了地气之精髓，“一种之后，其地便苦”，若第二年复种，“不堪药也”，因此有“地黄不重茬”的说法。沉甸甸的地黄块根，蕴含了几多精华，若用这种饱含天地精华的地黄来补益人体的先天肾气，确可起到填精补髓的神奇疗效！
明代温补学派名医张介宾以阳虚立论，特别注重甘温益气、补肾填精，常用怀熟地以奏其功，人们因此称他“张熟地”。他在《景岳全书》曾极力称赞熟地黄的功效，并将地黄与人参相提并论。他说:“夫地黄产于中州沃土之乡，得土气之最厚者也。其色黄，土之色也。其味甘，土之味也……至若熟则性平，禀至阴之德，气味纯静，故能
补五脏之真阴，而又于多血之脏为最要。”
“且夫人之所以有生者，气与血耳，气主阳而动，血主阴而静……故凡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禀静顺之德。此熟地之与人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性味中正，无逾于此，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矣。”这些话语，都是张介宾多年临床的经验总结，可谓是会心之言。
不过，“山药”这个名称的来历，宋代医药学家寇宗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改为山药。尽失当日本名。恐岁久以山药为别物，故详著之。”但据我考证，事实恐非如此。
唐代宗李豫在位18年(公元762年～77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4年(公元1064年～1067年)，假若是因为避讳才改用“山药”一词，此前就不可能有“山药”这一名称，但东晋时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中就已经有了“山药”一词。后来，与唐代宗大致同时的诗人韦应物也有了“山药寒始华”的诗，家在孟州的唐代文学家韩愈也有“山药煮可掘”的诗，再者，在李豫与赵曙之间，由宋廷主持编纂的《太平圣惠方》、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中，均称山药为薯蓣。难道这些作者竟不知避讳之说而冒杀头之罪吗？因此，寇宗的说法很难成立，只不过是一种臆说，倒是上面传说中“山药”的得名，让人觉得较为可信。
对于“怀山药”，清代中西会通派医家张锡纯大为推赏，他曾创有“一味薯蓣饮”等多种方剂，并谓山药“色白入肺，味甘归脾，液浓益肾。能滋润血脉，固摄气化，宁嗽定喘，强志育神，性平可以常服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