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 姚伟钧
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在饮食上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点，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同时，这段记载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到汉唐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这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高于畜牧业成正相关；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这也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光明日报》 2004年11月2日 - 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 姚伟钧
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在饮食上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点，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同时，这段记载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到汉唐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这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高于畜牧业成正相关；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这也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光明日报》 2004年11月2日 -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饮食文化中也具
有了浓厚的道教色彩。虽然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一、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
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
1.鱼、肉在饮食中受到多方限制
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 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 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⑵，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
2.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名词频繁地出现在饮食、菜肴之中的情况在唐代前基本没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谱中却经常出现，形成一种时尚，。用道教名词命名食品、菜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1）直接称之为道人的， 如 “菊道人” 。（2）用“神仙”、“仙人”命名，如 “玉桂仙君” 、 “仙人鸾”、 “八仙盘”、 “神仙粥” 等等。（3 ）用道教传说或典故命名。道教讲求长生不死，所谓仙，按照《释名·释长幼》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按照这一说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产生了许多以“长生”、“长命”来命名的肴馔，如“长生粥”、“长命面”等等。
3.道教节日及节日饮食习惯引入民间
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节日在唐代颇为流行，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被带入了民间。道教将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作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唐代统治者将三元节进一步推广，下令民间百姓也必须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杀渔猎的规定。今天上元节即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作为民间节日最早可上溯到汉末三国时期，据传与道教有关。唐朝定重阳节为三大令节之一，每到此节，唐人都会登高、饮菊花酒、食“重阳糕（高）”。
4.道教养生食品深入人心
道教讲求养生，认为人经过修炼可以达到羽化升仙，长生不死。炼制并服食丹药是其修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的饮食也特别讲求营养。受这种道家饮食习惯的影响，唐代人无论是炊饭、烹茶、酿酒都喜欢在其中放入一些草药及营养价值较高的物品。这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
青精饭又名乌饭，它最初由道士发明，作为修炼过程中补益身体的饭食。它的制法是用南烛树茎叶浸米，待米变黑以后，上锅蒸制而成。南烛的食疗价值很高，因此青精饭的制法唐时传入民间，成为世俗民众补养身体的佳品。
神仙粥，也是一款道士、修炼的人服食的粥品，在唐代时流行民间。食此粥可以益气壮阳，调补虚损，有益健康。
此外，汤饼（今天的面条）、米饭中也时常加入营养物品，在唐代饮食中也非常普遍。
酿酒时加入中草药更是唐代酿酒业的一大特色。唐人喜欢饮酒，但过分饮酒对身体有害，于是人们根据道教养生学说在酿酒过程中加入一些中草药，以中草药的补益作用来缓解酒对人体的侵害。因此唐代人普遍崇尚药酒，把药酒列为上等佳酿，认为“高人酒味多和药”， 药酒只有世外高人才配饮用。因此，文人骚客招待客人喜用药酒，“药酒欲开期好客”。新丰酒，产于新丰，是唐代的一种名酒，王维曾经赞美它“新丰美酒斗十千”,李白在诗文中也写道“买酒入新丰”。它在酿造中就加入了麻油、川椒、葱白等原料，改变了黄酒一成不变的味道，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风味。除此之外，唐代的酒曲全部都是用蓼、苍耳汁拌造而成，中草药汁取代了水的作用，所以，唐代人所酿酒中全部含有这两味草药。实践证明，蓼、苍耳汁加入酒中能促进酵母和各种酶的繁殖，这一发明在酿酒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被延用，这无疑也得益于道教发展的结果。
唐代饮食文化中鲜明的道教色彩，一方面同统治者人推崇道教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尽力接近百姓。唐代饮食文化鲜明的道教色彩是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特色。
- 一、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
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 1.鱼、肉在饮食中受到多方限制
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 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 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⑵，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⑶。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
2.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名词频繁地出现在饮食、菜肴之中的情况在唐代前基本没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谱中却经常出现，形成一种时尚，。用道教名词命名食品、菜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1）直接称之为道人的， 如 “菊道人” ⑷。（2）用“神仙”、“仙人”命名，如 “玉桂仙君” ⑸、 “仙人鸾”、 “八仙盘”、 “神仙粥” 等等。（3 ）用道教传说或典故命名。道教讲求长生不死，所谓仙，按照《释名·释长幼》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按照这一说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产生了许多以“长生”、“长命”来命名的肴馔，如“长生粥”、“长命面”等等。
3.道教节日及节日饮食习惯引入民间
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节日在唐代颇为流行，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被带入了民间。道教将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作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唐代统治者将三元节进一步推广，下令民间百姓也必须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杀渔猎的规定。今天上元节即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 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北朝时，嗜好奶类制品的北方人常常嘲笑南方人的喝茶习俗。唐中期，北方城市中，“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据此可知，唐中期南方经济文化影响力上升。
- 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舌尖上的盛世:揭秘大唐人民平时都吃什么喝什么
- 鱼与羊，南与北，不同的饮食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一个大写的鲜字。各种脍炙人口的肉食，让隋唐时代的饮食世界丰富多彩。饮品：茶酒浆酪竞风骚 玉盘珍馐，不能没有佳酿佐席。隋唐时期，茶酒浆酪多种饮品各领风骚。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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